诗:当“思无邪”

2016/05/18 10:04:36 天涯号:柒月刘火

诗:当“思无邪”

 

“文空前兮武绝后,洒热血兮写华章,旋小球兮睥大宇,垂今古兮奏绝唱”/“东方之珠,南海之恋,千年深情诗与画,金穗飘香,五羊仙驾,一城风韵满城花”/ ……。暂不说文体,也不说这些句子是否陈词滥调或标语口号,只要把这些所谓的“诗句”置于中国诗史里(抬高了这些“诗句”哈),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与诗背道而驰的。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按照治《论语》学者杨伯峻先生的译文,此句的正解“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在这译文里,“邪”非“正/邪”之“邪”,而仅是一语尾助词。如果我们大致认定杨先生这一源于清人俞樾理解的话,诗,应是一种容不得功利的“纯正”文学样式。孔子说过诗“可以怨”,但正是孔子的这一“怨”,显示了诗的某种价值指向,至少它是某一指向的另一面。顺着孔子下来,司马迁《报任安书》里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写毕这段话,司马迁还特别强调,杰出的诗文何以如此,原因只一,即“此人皆意有所郁结”。《诗经》以降,中国诗的创作和诗的理论传统主旨,都基于此。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四文骈文盛行并用骈文在南朝写成的《文心雕龙》,还是在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品》;无论是明代《沧浪诗话》,还是清末《人间词话》,孔子所希望的“思无”即思想纯正的“诗论”和“诗旨”,一直都是后来者所追忆所实践的圭臬。不同的是,时代变迁、或因时造势,让诗的创作,以及诗的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但即使时代不同或因时造势,注重“诗艺”,都为不二法门。不然,不会有司空图关于诗“品”的理论,也不可能有严羽开宗明义的“入门须正,立志要高”,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王国维的“三境界”之说了。

从诗的历史及诗人的地位上讲,屈平、陶潜、李白、杜甫、苏轼等先人,其人其诗能光耀千载,为后人楷模,绝对与阿谀及与相关的“颂圣”无关。相反的是,他们的诗作都是“发愤之所为作”:如《离骚》、《天问》、《九歌》、《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蜀道难》、《将进酒》、《兵车行》、《春望》、《永遇乐·明月如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一首四行二十字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以穿越千古,把古人与今人的共同感受,升化成为中国人乡愁的“宗教”,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它所展现和表达的人类情感,是普通人最为平常的情感!而我们当下的一些诗文(包括已经流行了若干年的“赋”),这则小文文前所引“诗句”,要么拿山川美意,要么以旧历说今,要么借伟人扬名,推砌词藻,极尽华丽,但阿谀之心之行,却显露无遗。

几年前,笔者对已死亡了上千年的“赋”流行,曾写文批评。除了这些“赋”为应时应制之外,指出这些“赋”在华丽的词藻下行的却是“阿谀和奢靡”。这则小文旧事重提,是因为一些诗人“力追汉唐”的“阿谀和奢靡”四六诗句有过之而不及。天纵之才苏轼,在称赞韩愈文章时说道,“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中唐韩愈与柳宗元共同发起的“古文运动”,主要就是反对骈文,即反对华而不实的四六诗文,提倡先秦的直白真情而又有意义的散文。所谓“八代”,一说是“后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一说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无论哪一说,所谓“八代之衰”,由于华而不实的诗文泛滥以至成为时尚,从而成为奢靡的代名词。因此,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才让干净简明的、直抒胸臆的文章或者文学重新回到了人间。也才让中国风行了“八代”的骈文,至韩、柳起走向颓势和没路(尽管初唐如王勃、李白等都写过传颂一时的四六文字)。谁会想到,有诗人竟拿这种华而不实的已经死了上千年四六骈文充当“诗句”, 总觉得怪怪的,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些个“诗句”的撰写者,在我看来,既没有“八代”那些文人官人的文史功底,又缺乏做人的谦恭,特别是再加上功利的“阿谀”。可想而知,这此“诗句”怎么可以“纵横千万里”。

     诗作为所有文学样式里最纯粹的文本,应当拒绝阿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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