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正义吗

2016/05/19 06:17:18 天涯号:柒月刘火

在启蒙运动的西人看来,帝王说到底都是一个暴君。无论帝王如何如何想善良,顶多只是好皇帝坏皇帝的区别而已。譬如唐明皇的前期是一个好皇帝,后期则是一个不好的皇帝。再有就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对此也是富有创意的:君威难违;还有一句是君意难测。原因无别,因为帝王的权力不受制约,尤其是不受民众的制约。《社会契约论》才把主权在民当成彻底摆脱皇权的锐器。因此,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这样就产生了选举,产生了普选制度

从卢梭的社会契约到罗尔斯的社会正义,都试图想以制度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主要用于在这个制度下的每一法人团体、特别是每一自然人,都与另一法人另一自然人在拥有共同空间和时间下平等到遵守规约和享有权力。在卢梭、罗尔斯看来,由于政府天生的威权,因此作为政府所治下的法人特别是自然人,在权力主体面前是不对等的。因此,如何限止公权和如何保护私权就成了社会正义的首选项和必选项。于是,卢梭的社会契约的设计: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卢梭建成议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美国宪法》里就明确写有这一条,而列宁和毛泽东则用暴力革命即造反有理来践行了这一条)。罗尔斯在此基础上认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与他人的自由并存的同样的自由,包括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财产权利;罗尔斯还认为,对个人来说的正义原则,首先也是公平的原则,即如果制度是正义的,个人自愿接受并能从中获得利益。

如果说卢梭的社会契约面对君主制分崩离析时,试图用社会契约的方式来解决新的政治体制对于个人的保证。那么,罗尔斯则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格局基本定型后,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修补和超越。这样,我就看到了,中国从1911年到2010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既没有完成鲁索的社会契约方面的有关制度对个人权力的承诺,更没有完成罗尔斯在正义方面对个人的践行。糟糕的还在于,我们曾在一种虚无飘渺的Utopia的旗帜下,以解放全人类的神圣口号掩耳盗铃。并用所谓崇高来蛊惑,把本来就处于弱势的个人权力强行绑架。如原来还是主流的阶层做工的和务农的,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倒成了彻头彻尾的弱势或边缘群体。又如,当一个生命无故地终结时,不是去追问终结这一生命是怎样终结,而是以冠冕堂皇的或污名化去去证实生命终结的合理性(请注意,不是合法性);又如,红色恐怖为特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半个世纪,如何以法的形式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给予认定,那么文革的借尸还魂,便不是危言耸听。公正不再是这样群体的话语,而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诉求。这样看来,继续用Utopia的意识形态告之这个社会的诸方面,这大约已经不再应是用虚伪就能说明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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